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形成了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隋文帝、隋炀帝接续开凿，最终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经过淮安等地的隋唐大运河。此后，河畔钟声伴随着浩浩荡荡的运河和千帆竞发的舟楫，回响了1000多年。
杭州香积寺曾是大运河畔香火最旺的寺庙之一，也是信徒们从运河进出杭州的必经之地。香积寺的钟声曾为众多由此北上的行船送行。姑苏古城西北的江南大运河畔，寒山寺的钟声让众多文人墨客、商旅游子“江枫渔火对愁眠”。千年古城丹阳，则是在有着“江苏第一钟”美誉的唐中和铜钟的鸣响中傍河而兴。高邮的千年古寺镇国寺，就在大运河的河心岛上，是京杭大运河上为数不多的“岛中寺”。镇国寺塔顶端塔刹为一青铜铸葫芦，葫芦表面刻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字。寺中晨钟每日为南来北往的船只送去平安的祝福。从明景泰年间开始，通州宝光寺的铜钟便与运河上南来北往的漕船相伴，晨昏钟鸣回荡在码头之上，见证着岁岁年年的漕运繁华。
京杭大运河贯南北、通江海，在江淮腹地润泽一方水土，孕育出“运河之都”淮安。这座临水而生、因河而兴的古城，千年岁月皆被运河碧波浸润，万千风华尽随漕运帆影流转。在悠悠运河之畔，浑厚钟鸣呼应着滚滚涛声，以斑驳的铭文承载着岁月沧桑，串联起淮安跨越千年的水利文明、漕运兴衰与人文传承，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历史注脚。
水养一城韵，钟承千载魂。历史上，淮安运河沿线有许多关于“钟”的传奇，不仅有勺湖公园的金天德大铜钟、慈云寺的佛钟，还有镇淮楼的大钟。但凡楼阁高处，常悬挂大钟，其功能主要有镇水、警示、祭祀、报时等。据记载，清代山西会馆就坐落在里运河畔圩门东侧（今郦城国际小区附近），其主建筑是一座三层小楼。建筑顶层的横梁上悬挂着一口铁钟，上刻一只公鸡，被人们称为“大吉钟”（谐音“大鸡钟”）。民间传说，这口钟与当年用于镇黄河、淮河、洪泽湖的“九牛二虎一只鸡”有关。彼时这里被称为“水渡口”，也是黄河决口淤塞运河的地方。“这只鸡”悬于此，就是要唤醒那沉睡的“九牛二虎”，保障漕运安全通畅。相传，明代淮阴区马头镇惠济祠附近有一座铁钟庙，钟亭里悬挂着一口铁钟，大殿里安放着一面铁鼓。彼时魏忠贤权势滔天，有趋炎附势之人在铁钟上刻下了为其歌功颂德的文字。后来魏忠贤倒台，铁钟也被摘下弃置于杂物间。但每逢有人敲响大殿里的铁鼓，杂物房里的铁钟也会随之发出呜咽之声，仿佛在诉说自己的冤屈。现在看来，这就是物理学中的共振现象，但当时，人们难以理解，于是便有了“鼓鸣钟泣”的故事。
明清两代，淮安大地掀起治水热潮。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道总督衙门从山东济宁迁至淮安。运河边建起了多座水神庙、风神庙，主要是为了祭祀治水名臣和一些掌管水运、星辰的神话人物，比如祭祀靳辅、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的四公祠，祭祀陈瑄、潘季驯的陈潘二公祠等。这些庙里大多悬挂大钟，每逢祭祀之日，必然敲钟聚集众人，行参拜仪式，祈求风调雨顺、河清海晏，规模颇为壮观。那时，里运河南岸、河南西路旁的清江浦楼，起到了钟楼和灯塔的作用。淮安是漕运中枢，等待过闸的船舶通常要在这里排队几十里，前后盘桓四五天。夜间或雾天行船时，船工需依据清江浦楼的灯火与方位来推算里程，以免错过时间或偏离方向。当时码头上大多悬挂铁钟，船家靠岸、起锚、升帆，各有不同钟声作为信号。1888年，美国传教士林嘉善等在运河边开设西医诊所，后来发展成仁慈医院。他们还修建了基督教堂，运河边也就有了教堂的钟声。
古钟的流转轨迹，始终与淮安运河水系、城市命运紧密相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漕运的没落，运河沿线的铁钟逐渐湮没在岁月中。除了一些寺庙里的钟还在祭祀等方面发挥作用，大多数钟被转移至学校、剧院、车站、工地等处。
据生活在清江浦区西大街的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曾看到过城中街（今西大街乐园小区附近）一个院落中的大枣树上挂着一口钟。这口钟高约70厘米，通体黑色，刻着一只雄鸡，还有些字迹难辨的铭文。经常有市民携家带口来此焚香并撞钟祈福，称为“撞大运”。1953年，当地居委会组织青年参加治理淮河工程时将这口钟拉走了，后来又带回置于院中。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开展后，再也没人见过这口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