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这两句诗，其实并不是表达对徽州山水美景的向往，而是对徽商财富传奇的由衷喟叹。徽州，这片钟灵毓秀之地，因徽商的崛起而成为令人向往的财富汇聚之所。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从徽州的崇山峻岭中走出，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敏锐独到的商业眼光和义利并举的经营理念，在大江南北闯出一片广阔天地。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不仅自身积累了巨额财富，也深刻影响了全国尤其是南方诸省的经济格局和文化发展。徽商的辉煌，如一颗璀璨星辰，在历史的苍穹中熠熠生辉，而淮安河下古镇的徽商往事，正是徽商传奇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河下镇位于淮安府城外、运河旁，因漕运而兴、盐业而盛。明代大学士邱浚曾有诗云：“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诗中的西湖嘴即为河下镇。明清时淮安乃漕运中枢所在，河下更是运道必经之地，于是南北物资均于此集散，商旅辐辏，日臻繁庶。随着淮北盐务管理机构的驻节，河下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漕盐要津，繁荣达到极致。
食盐，这个消费弹性最小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自春秋以来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专卖商品和重要税收来源，垄断经营的盐政体制也使其成为可获暴利的商品，盐商几乎是中国古代富商巨贾的代名词。明代中期弘治朝户部尚书、淮安河下人叶淇进行盐务管理改革，变开中法为折色法，即实施运司纳银制度，在盐产区设立盐务管理机构，商人于此纳银中盐经营。明清时中国四大盐场之一的两淮盐场，即是以古淮河为界的苏北盐场，扬州、淮安两座属地府城分别成为淮南、淮北盐业的集散中心和管理中枢。淮北盐当时供给安徽、河南、湖北等六省二百多个州县，生产规模与品质在全国首屈一指，其管理机构盐运分司、盐引批验所等均驻于河下，“天下盐利淮为大”，晋商、徽商、吴商、闽商、赣商、浙商乃至海外穆斯林商人麇集骈至，河下因此成为盐商重镇。
明清时徽州、淮扬均为同省，徽商得地利人和之便而成两淮盐商主体。史载“自新安（徽州古称）来（淮）者，程、汪、鲍、曹、朱、戴”等十一姓，皆豪门世族，其中仅程氏一支清初在淮业鹾者就达13家。徽州盐商在河下聚族而居，在累世经商获利的基础上营建了大量第宅园林。生活以华侈相尚，璧衣锦绮、食厌珍错，同时以谈佛论道、诗酒酬唱、听琴问茶、养生养性追仿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范，在促进河下商业繁荣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河下建筑、美食、中医、宗教、文艺、科举、民俗等多元文化内涵，特别是对淮扬菜和山阳医派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河下的徽商豪宅大多为宏大精美的典型徽派建筑，粉墙黛瓦、高脊飞檐、层楼叠院。“四水归堂”的天井、玲珑华美的砖木石雕令人赏心悦目，厅堂等主体建筑木结构用料粗大。清咸丰十年（1860年），淮安府衙大堂失火重建，因一时无法找到重建所需粗大木料，河下徽商程梦鼐为脱官司主动请求将其住宅中的中进厅堂撤除助工，因此现存府衙大堂所用的梁柱木料基本是从程家宅院中拆来的，大堂面积近五百平方米，单体建筑体量为全国现存衙署建筑之最，可见当年河下徽商的房屋建筑有多么宏伟高大。清代戏剧家、淮安著名文人黄均宰在其所著《金壶浪墨》中描述河下徽商宅邸“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
为社交休闲之需，河下徽商还在邻近的萧湖周边广筑园林别墅，这些建筑临水而建，曲径回廊、亭台楼榭在朝晖朗月、烟雨晴岚的映衬下如诗如画。萧湖中有路东西纵贯，“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名之莲花街。据清末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等书载，当年河下有园林一百多处，大多为徽商所建，其中程氏盐商所建柳衣园、菰蒲曲、荻庄及汪氏且园尤负盛名，与扬州盐商所建名园南北交相呼应，成为江淮间最为著名的园林名胜和文人雅集之所。
随着河下徽商迁居日久，渐习为淮人，所建房屋与江淮民居风格渐相融合。淮安民居以青砖小瓦硬山顶为特色，但其整体流派仍属徽派一脉，只不过与传统徽派建筑的明快清新相比更显古朴厚重，从至今保存完好的淮安古城内龙窝巷盐商王蔚华宅的回马廊、岳庙街盐商周鹤九宅的楠木厅仍可管窥昔日徽派淮风的徽商巨宅旧貌。至清末民初，随着纲盐改票的盐政再次改革，河下经营盐业的徽商因丧失垄断经营地位而迅速败落，加之战乱频仍，以至不到十年，河下豪商之家“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时光荏苒，如今当我们漫步在河下老街深巷时，脚下长长的石板路便是昔日河下徽商留下的沧桑印迹，也是他们当年义利并举行为的最佳见证。徽商崇尚“义利并举”的经商之道，应该是受到同处江南、发端于浙东的“永嘉学派”思想的浸润。永嘉学派“以利和义、工商皆本”的主张在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社会中，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特色鲜明的进步意义，徽商正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徽商在各地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义举留下了许多佳话，河下徽商也不例外。他们在河下修桥铺路、兴学赈灾，以至把河下的徽商会馆命名为“新安义所”。河下因地势低下，道路崎岖难行，乾隆时期的徽州盐商程丹林捐银八百两购条石铺满湖嘴大街，在他的善举引领下，河下商贾们纷纷响应，麻黄色的石板铺满了河下的一百零八条街巷。淮安地处平原无山石可用，河下铺路的石板皆非本地生产，而是河下盐商利用运盐去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的回头船，购买当地石板运回铺设街面。盐商运回的石料除铺路外也用来建桥，河下的程公桥、罗家桥等众多石桥也均为徽商所建。河下徽商还热心慈善，出资设立育婴堂、普济堂，收养弃婴孤老。每逢黄、淮泛滥，河下徽商也总是积极助修河工、倾力赈灾。此外，河下徽商还出资修建了魁星楼、淮渎庙等宗教人文建筑。徽商打造义商人设的原因除对“义利”理念的价值追求外，博善名以提高社会地位进而强化与官府的连接也是重要目的，因为他们深谙“盐利系于官商之契”的微妙道理。
徽州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历史底蕴，被誉为“东南邹鲁”，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发祥地。徽商因而“贾而好儒”，他们在经商置业的同时，重视教育、热心科举。因其富有，子弟拥有优渥的教育条件，经常延请宿儒名士授业，故明清数百年间，河下人文蔚起，科名相望。弹丸之地，仅明清两朝，就出了六十七名进士、一百一十名举人和一百四十多名贡生，且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徽商刘氏家族“一门六进士”传为佳话，乾隆时著名学者程晋芳、道光帝师汪廷珍、金石学家吴玉搢均为河下徽商子弟。
河下徽商们还热衷于广设义学，为宗族和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直到民国时期，河下徽商早已衰落，但仍不舍兴学之志。1929年，徽州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受河下徽商同乡会的请求，利用莲花街上的“新安义所”房屋创办了新安小学并亲自担任首任校长，让河下及周边的贫苦人家孩子免费入学。新安小学成立后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老师均为陶行之从南京晓庄师范派来的学生，陶行之勉励他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新安小学师生在教学中积极践行陶行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新型教育思想。1935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第二任校长汪达之带领新安小学的十四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走过二十二个省，行程五万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传抗日救亡，小小少年踏遍烽火山河，稚嫩歌喉唱醒时代民众，著名作家冰心称赞他们是“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流淌千年的运河水带走了徽商盐船的帆影，走进新时代的古镇游人如织、盛世重光。徽商与河下，是一段相互成就的历史传奇。徽商的到来，让河下从古老的漕运码头变身为繁华富庶的商业重镇，而河下的包容接纳与哺育，也为徽商提供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梦想的舞台。正是：寻梦徽州，古巷深深留故事；问道河下，长淮悠悠著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