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汉纪》曰：“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西汉开国功臣淮阴侯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96年），是秦汉之际一流的军事家、“汉初三杰”之一。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和悲剧色彩。历代文人学士或颂其军事之才，或慕其仁义之德，或忧其不世之功，或哀其身后之名。北宋文学家张耒（1054年—1114年）则将自己对故乡淮阴的一片深情，贯穿于吟咏韩信的诗文之中，怜惜他的凄惨遭遇，并为他的千古奇冤极力辩白。
●千金一饭恩犹报
北宋熙宁末年至元丰初年，张耒因丁父忧，居于楚州山阳。他游览淮阴的韩信祠庙，写下了两首七绝《韩信祠》与《题淮阴侯庙》，诗前皆有长序。在诗序中，张耒对《史记》中关于韩信谋反的记载明确提出质疑：“史称信之族诛，予尝疑之。”
一方面，张耒认为，汉高祖刘邦当时率领精兵于外，如果韩信在京城造反，必然会遭到其反击而失败：“夫使高帝将精兵于外，而信欲诈驱徒奴乌合之众于京师，虽太公、穰苴，不能以成事。”何况还有萧何这个能“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的定国大才在咸阳，韩信必然有所忌惮：“方是时，萧相国居中，而信欲以乌合不教之兵欲从中起，以图帝业，使虽甚愚，必知其无成。”以韩信算无遗策的韬晦谋略，怎么可能在这样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谋反？
另一方面，张耒认为，韩信是知恩图报之人，必然不会背叛刘邦：“信不忘漂母一饭之恩，信遇高帝，恩亦厚矣，一旦背之，岂人情哉！”《史记》中也记载了当武涉与蒯通先后游说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时，韩信因“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一则曰“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再则曰“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一再表示不愿见利忘义、背叛刘邦。
于情于理，韩信既无谋反之心，更无谋反之实，正如张耒在《韩信祠》一诗中所言：“千金一饭恩犹报，南面称孤岂遽忘。”那么，韩信“谋反”的冤案从何而来呢？张耒指出：“此殆以高帝出征，以信失职，畏其乱于内，亦若彭越使人告之而傅致其词如此耳。”所谓“信失职”，指刘邦免去韩信楚王一职，韩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因刘邦领兵出征在外，而“太子仁弱不知兵”，吕后对名将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十分疑惧，为确保太子刘盈能够顺利继承皇位，遂罗织罪名除掉这些心腹大患。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军事才能“略不世出”，于是成了刀下冤魂。
总之，张耒坚信韩信没有谋反，认为一切罪名甚至所谓的谋反计划，都是吕后一手安排，可谓声声鸣冤叫屈，字字铿锵有力。
●平生萧相真知己
韩信的一生，确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得到萧何的举荐，韩信方才登坛拜将，成就了不世之功。但是，在遭到吕后设计陷害的时候，这位知己却果断地出卖了韩信。宋代洪迈的《容斋续笔·萧何绐韩信》曰：“韩信为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不就，乃与萧相国谋……绐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即被诛。”对于被班固誉为“一代之宗臣”的萧何做出这种出卖朋友的卑鄙行径，张耒给予了辛辣嘲讽和强烈谴责。
张耒《题淮阴侯庙》一诗曰：“平生萧相真知己，何事还同女子谋。”并以诗注的形式发出质问：“何不为信辨其枉也？”萧何是发现和赏识韩信的伯乐，在吕后陷害韩信之时，本该为韩信谋划如何洗脱嫌疑，但他不仅失诚于韩信，还推波助澜地欺骗韩信，导致韩信入局身死，实在有违道义。当代学者徐晶在《宋代咏韩信诗研究》一文中作了精彩论述：“‘平生萧相真知己，何事还同女子谋。’一‘真’，一‘还’，强烈对比，谴责萧何助纣为虐，辜负韩信的至诚之交、拳拳信任。”
宋代葛立方在其著作《韵语阳秋》中为萧何辩解：“信死则刘氏安，不死则刘氏危，相国岂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误社稷大计乎！”其实，韩信并无谋反之心，亦无谋反之实，且手中没有兵权，他的生死，何关刘氏天下安危？萧何之所以要做出小人之举，以满足吕后的一己私心，宋代张嵲在其著作《紫微集》中解释得较为合理：“张文潜作淮阴侯诗，有‘平生萧相真知己，何事还同女子谋’句，因为萧相代答一首：‘当日追亡如不及，岂于今日故相图。身如累卵君知否？方买民田欲自污！’”刘邦始定天下之时，“论功行封”，“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但萧何也因此遭到猜忌，不得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来换取帝王的安心。当韩信遭祸之际，萧何献计吕后应属无奈之举，因为他早就觉得自身难保。
张耒另有《韩信》一诗曰：“登坛一日冠群雄，钟室仓皇念蒯通。能用能诛谁计策，嗟君终自愧萧公。”将韩信与萧何二人作了一番比照，看似称赞萧何对韩信“能用能诛”，玩弄于股掌之中，实则是反话正说，不齿于萧何为明哲保身而出卖朋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动荡中抛弃了应当坚守的价值操守和道德底线。
●云梦何须伪出游
张耒还将其笔锋直指汉高祖刘邦，在《韩信议二首》一文的开篇写道：“或问：‘韩信服高帝乎？’”张耒的答案是韩信非常服从刘邦。
但是，韩信从汉之心愈坚，刘邦疑韩之心愈深，当代学者张大可、徐日辉在《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一书中写道：“对韩信的忠诚，汉王始终戒备于心，进而发展成忌疑。”韩信报之以忠诚服从，而刘邦还之以猜忌欺诈，失去了君臣之间应有的至诚之道，这实是韩信的悲剧之源。宋代王安石在《读汉功臣表》一诗中感叹：“汉家分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本待山河如带砺，何缘菹醢赐侯王。”纵然有免罪特权的铁券丹书，有功传后代的封爵誓言，也敌不过帝王灭族菹醢的狠辣无情。
因此，张耒在《题淮阴侯庙》一诗中写道：“云梦何须伪出游，遭谗犹得故乡侯。”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而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有人告发韩信谋反，未经查实，刘邦便采取了陈平的阴谋诡计，打着到云梦泽巡狩的名义，暗中捉拿韩信。张耒评价刘邦此举：“夫伪游云梦之计，是市井下俚之智，而万乘之主亲行之此。信所以怏怏北面而薄其君，以谓不足为其下也。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为人。”在张耒看来，刘邦采取市井下俚之策，伪游云梦，诈擒韩信，无怪韩信临终前称其是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小人，后悔当初为其臣子：“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张耒作为一位淮阴籍文人，他研究历史、咏叹韩信，更多是站在韩信的立场，为之鸣不平。同时，张耒积极为韩信辨冤的行为，也像同乡之间互诉衷肠、感同身受。张耒认为，当朝君主有失至明笃诚，听信谗言佞语，以致自己及众师友不得不飘零沦落。与韩信的含冤被诛相比，年少入仕时高歌“归来解甲见天子，金印悬腰封万户”的张耒，饱受党争之祸与谗言之害，一生宦海浮沉、几经贬谪，最终赍志以没，同样令后人发出深深慨叹。
■特约撰稿 周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