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东南一隅，在历史悠久的东长街和文渠的亲密簇拥之下，坐落着一片历经半个世纪风吹雨打的居民点。这个居民点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居民来自古城的四面八方，主要是各个地方的拆迁安置户，也有后来自己购房入住的。
我的老岳父一家，也是因为房屋拆迁，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南门大街被安置过来，在这里生活了40年。而我，是在结婚以后，于20世纪90年代，在老岳父家居住了八个年头。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片区，说好听点叫“居民点”，其实称之为“棚户区”倒也恰如其分。离开居民点已经二十多年，每每想起，记忆之手就会轻轻打开珍藏在我心底的那本泛黄的相册，把一幅幅黑白分明的老照片推送到我的面前。
居民点整体上呈长方形。从南往北数，一共有十三排，一式的小平房，一长溜的；从西往东瞧，每一排长约150米，看上去显得十分悠长、深远。若从高空俯瞰，我想居民点的整体轮廓应该挺像一个火柴盒。谁也想不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火柴盒”， 竟然承载了三百多户居民的日常生活。
居民点的房子普遍低矮，要是有一个个头略高的人站在墙边，稍稍踮起脚，伸长胳膊，差不多就能够到屋檐了。由于房屋建得早，当时未做防水处理，一到梅雨时节，家家户户的墙壁和地面都是湿漉漉的，仿佛刚刚泼过水一样。窗户的窗框和窗棂都是木材制成的，久经风吹日晒，木头早就朽烂了，用手指头轻轻一戳，指不定就能戳出一个小洞眼。让这样的窗户去承担遮风挡雨的大任，真是勉为其难。于是，一到冬天，许多人家就会忙着在自家的窗户外面蒙上一层厚厚的塑料薄膜，希望尽量阻挡风雪的侵袭。
早先，县房产公司在规划建设这个居民点时，仅统一建设了用来居住的平房，厨房则是居民们各自建设的。由于缺少统一的规划和标准，各家建设的厨房位置不同、样式不同、大小不同，这就导致150米长的门前巷道被分割和拉扯得七零八落、曲曲弯弯。我现在还能记得，那十几条巷道，几乎每一条都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弯子，置身其中，真有点进入八卦阵的意境。各家门前的路面也是五彩斑斓的，有石子路，有水泥路，有砖头路，有炭渣路，还有泥土路。每次走在这条巷道里，我都会忍不住想起民歌《山路十八弯》。
居民点的生活设施不够配套，尤其是缺少生活排污管道，这给居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那些年，有一个场景成了全体居民心中的痛：每天清晨，许多妇女一手拎着马桶，一手抓着马桶刷，成群结队涌到文渠岸边，蹲下身子，动作麻利地洗刷马桶。洗刷马桶时发出的“沙沙沙”的响声，伴随河水流动的呜咽声，形成了清脆响亮的奏鸣曲，是那么刺人耳膜、戳人心田。面对这道独特的风景线，居民们的心里满是无奈、委屈和憧憬，既在默默承受生活的重重打磨，又在暗暗企望早点过上文明体面一点的生活。当然，这样的历史注定是要翻篇的。
由于都是熟人熟事，居民们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不关门，来串门的人也大多不习惯敲门。时间久了，慢慢出现别样的风情：一是没有隐私。今天，赵家吃的是什么饭菜，钱家晾晒的是什么衣裳，孙家来了什么客人，“地球人”都知道。二是互通有无。今天我家油、盐用完，明天你家用到斧头、锤子，谁家有就向谁家借，不用客气。老岳父家院子里有一口老井，每天门旁邻居过来淘米洗菜的络绎不绝。三是互帮互助。今天我家孩子在家没人带，明天你家晾在外面的衣裳遭雨没人收，后天他家的老太太上医院看病找不到熟人，遇到这些事，大家有力出力，谁都会帮上一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脑海里不由浮现电影《七十二家房客》的一些老镜头，同时觉得心底有个柔软的地方被轻轻触碰到了。
我在这里生活了八年，居民点给我的感觉，那一排排长溜溜的房子，就是一个个生活大杂院。对于生活在这个大杂院里的人们，从认识到熟悉，再到理解和敬重，我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其中有几户人家，更是在我记忆的胶片上镌刻下特别深的印痕。
蹬三轮的戴三和晓玲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戴三瘦瘦小小的，说话轻声慢语，性子略显绵柔。晓玲高高大大的，性格泼辣，说话快言快语，做起事来也是利利索索。他们是结婚后搬到居民点的，自己花钱购买了一间平房。随着女儿逐渐长大，一间房子实在不够住，他们就在平房的外面又“嫁接”一间房子，和原先的平房连成一体。新建的房子上面用水泥浇筑了一个小平台，平时用来晾晒衣物。在房子外面靠近巷道的地方，用砖头砌了一个水池，用于淘米、洗菜、洗衣服。由于房间狭小，每天早上，用木柴引燃煤球炉子，一般也是在巷道上进行。戴三没有正式工作，每天蹬着一辆人力三轮车，到汽车站去拉客，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晓玲白天在一个杂货店站柜台，早晚挑着一副担子，去十字街头卖汤圆。就是这样一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每天晚上临睡前，总是能从窗户里传出电视节目的吵嚷声和他们一家人的欢声笑语。
金二四十多岁了，当兵退伍以后，先后在一家蔬菜公司和一个菜市场当会计。企业改制后，他被买断工龄，提前退休，每月到点领取一笔看得见的养老金。他脑瓜活络，能说会道，被一个经营长途客运业务的老板看中，聘用为长途客车售票员，隔天跑一趟上海。金二的媳妇是一位南京下放知青，在一个县属企业上班。她个头不高，挺能干，也挺能吃苦的，结婚生子以后，历经生活的千锤百炼，已经变成一位地地道道的古城人，岁月的风霜早就消磨了她生长于省会城市的那一点点痕迹。金二的儿子在外地读大学。金二一家是被拆迁安置到居民点的，分到了四间平房。后来，他们又在旁边的空地上搭建了三间房子，用来对外出租。这样一来，金二家的经济条件就明显改善了。在不跑长途的时候，金二都会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去喝喝酒、洗洗澡、打打牌，竟然把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和惬意。
驼背的袁老太七十多岁了，慈眉善目，成天乐呵呵的。也许是年轻时吃过苦受过累，在生活的重压下，她的背有点驼，走路也有点费劲。老伴走得早，她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平房里。由于缺少家人的陪伴，我发现她的眼睛里偶尔会飘过一丝落寞和忧郁。那时候，我家的孩子才三四岁，长得虎头虎脑的。袁老太特别喜欢这个小家伙，过年时会给他包一份压岁钱，过生日时会送他一个小红包。我们也很理解老人家的心情，有时会让孩子送去几个水果，主要是想让孩子陪陪老太太。只要是和孩子在一起，袁老太都会开心得脸上绽放出一朵朵小菊花。
后来，我们一家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在这里，我先后搬了几次家。每一次搬家，房子越来越大，小区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但是，我总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人存在一种无形的距离感。
一路走来，我还是觉得居民点更像是一个大家庭，居民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更像是我的家人。那段关于居民点的美好而又难忘的旧时光，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特约撰稿 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