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新闻网讯“魏华龄是桂林抗战历史的‘活宝贝’，他一定知道新安旅行团”。8月11日，在《桂林日报》、《桂林晚报》同仁的力荐之下，联合采访团登门拜访了抗战文化研究专家、原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魏华龄。
虽已96岁高龄，但魏华龄在接受采访时思维清晰、口齿清楚。他说，新旅来到抗日文化城桂林那年，自己才20岁。“虽然很多团员比我的年纪小，但我很敬佩他们!”，70多年来，魏华龄正是怀着敬佩之情，四处收集关于新旅的资料，研究新旅精神的真谛。“胡乔木给新旅的题词是‘新安旅行团的光荣历程永远是全国儿童的典范’，新旅团员当之无愧”，回顾了新旅在桂林、在全国书写的不朽篇章后，魏华龄最后说，对今天的少年儿童来说，以新旅为典范，发扬新旅的光荣传统，学习新旅精神，特别是继承新旅的教育实践，仍然十分有意义。
◎两年多时间，做了四件大事
“在桂林两年多时间，几十个小孩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抗战宣传工作、儿童组织工作等等。”魏华龄说，新旅在桂林期间团员由30多人一度发展到近百人，所做的工作相较于之前更全面、更深入。他还将新旅在桂林所做的工作归纳总结为“四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把桂林当地和来到桂林的儿童团体团结、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开展少年儿童工作。“当时，加上桂林本地以及来自沦陷区的儿童团体共有六七十个，人数多达好几万”。魏华龄介绍说，新旅与孩子剧团发起了“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每周开会一次，研究讨论儿童抗日救亡工作的进展和问题，并安排下星期的工作。由于孩子剧团在桂林工作一个月后就转移至重庆，因此新旅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少年儿童运动的领导团体。
第二件大事是，开展“岩洞教育”，把桂林的防空洞变成了“大学堂”。魏华龄说，向群众宣传抗战，必须要让群众先识字，但当时国人十之八九是文盲和半文盲。新旅就利用老百姓在敌人空袭时进岩洞躲避的机会，组织“岩洞教育服务团”，教老百姓识字，讲抗战形势和抗战故事，教唱抗日歌曲，办岩洞图书馆……这些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一时传为佳话。
第三件大事是，组织多个工作队，深入农村、工厂、前线、医院等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为了使团员们更多地投入社会实践，接触群众，学会做群众工作，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新旅以桂林为基地，以团干为领队，先后组织并派出了乡村工作队、西南工作队、伤兵之友队、湘西工作组和浙东战地工作组等。此外，还派出当时年仅13岁的小团员范政随中国救亡剧团到香港、越南、新加坡等地宣传团结抗战，代表抗战中的中国儿童慰问海外华侨。
第四件大事是，在桂林复建新安小学，让当地人学习到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先进的教育理念。1940年，新旅在桂林巫山脚下的致和村(今巫山脚村)借用一座古庙和几间民房复建了新安小学，学生主要是当地农民的子女和新旅派去学习的小团员。由于老师和辅导员发扬民主，将新旅一些集体生活制度同学生实际情况适当结合起来，因此，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热爱集体，师生之间团结友爱。“这种全新的教育，让新安小学的学生一辈子都记得”。魏华龄说。
◎边工作边学习，知识水平也不差
1939年，新旅曾受邀到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进行演出，当时正在该校就读的魏华龄因此与新旅有一面之缘。“虽然很多团员比我的年纪小，但我很敬佩他们!”魏华龄说，新旅团员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特别是在教育方面。
新旅虽然是一个工作团体，但对于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学习的内容丰富。据当年新旅辅导员阮力回忆：“儿童部的孩子，不仅要学文化艺术，还要学社会科学政治理论。每天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清晨起床锻炼身体，跑步、做操、学习舞蹈、练嗓子、唱歌。白天除了工作就是集体学习，晚上不是开会就是自学，大家都很珍惜时间。”1940年8月，桂林中山纪念学校(当时桂林的重点学校)初中部招生，新旅为了测验小团员的各科基本知识水平，就用中山纪念学校的试题来测验儿童部的小朋友，结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魏华龄说，虽然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但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并不比正规学校学生差。而且他们能讲、能写、能歌、能舞、能画、能演，实际工作能力大大超过了一般的同龄人。这是因为新旅重视团员“手脑并用”的训练，培养了他们的创造精神，从而摆脱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呆板的书本教育。
魏华龄说，很多人都在思考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该走向何方，其实新旅早就已经指引了方向。当年，新旅按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以社会为学校，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书本教育和社会实践，学与做密切结合，注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为新中国输送了许多优秀干部。
◎因为有梦想，才更有力量
“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来改造!”。8月11日，魏华龄再一次念起新安旅行团团歌中的这几句歌词，他感慨说，在那种艰苦的历史条件下，新旅能够坚持一边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一边学习，着实令人敬佩。
为什么新旅能在杳无人烟的荒漠里、在敌人的飞机枪弹下一路走下来?魏华龄说，正如团歌中所唱的那样，因为他们在心中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信念。
新旅从淮安出发后，一路上基本没有固定的经费供给。在来到桂林之前，他们主要靠放映电影和卖报的微薄收入维持着极低的生活水平。经过周恩来、郭沫若的积极争取，新旅才从1939年1月起，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约”团体的名义，从政治部按月领取45个名额的生活费和宣传活动费共1045元。有了固定收入，生活水平本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团员们经过讨论决定，把一个人的生活费分给两个人用，以壮大新旅队伍。这样，新旅在桂林扩编到近百人。
1940年，国民党突然停发了新旅的生活费，妄图从经济上卡新旅的脖子。但新旅没有屈服，他们将团员压缩到40余人。留团的人员发扬自立更生的精神，通过组织写稿队和排演大型舞剧《虎爷》获得了一笔经费，坚持要把抗战宣传坚持到底。
“新旅热爱祖国、热爱党，向往社会主义，与今天所提倡的‘中国梦’是相通的”，魏华龄说，“当年的新旅志在改造旧中国，今天的少年儿童则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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