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因几棵果树引发的邻里纠纷，最终变成了一堂生动的基层治理实践课。而“课堂”的坐标，就在盱眙县黄花塘镇芦沟社区那间刚成立不久的“玲距离”代表调解工作室。
故事要从两户相邻的农家说起。老陈常年在外务工，家中八旬老母独自守着几分承包地，种下的桃树、枇杷树既是老人的精神寄托，更是补贴油盐酱醋的来源。邻居老张与老王是老陈的亲友，几家平日里相互照应，关系融洽。
变故的起点是一份善意。老王因儿子意外离世、妻子离异，遭受重大打击，家境也一落千丈，平日仅靠砍伐田间杂树换些零钱度日。老张心有不忍，主动提出将自家承包地里无人打理的杂树无偿赠予老王变卖。然而，老王在砍伐时一时疏忽，越过了地界，将老陈家的数棵果树一并伐倒。
老陈归家后气愤不已，当即报警处理，此后多次协商几家均不欢而散，最终一纸诉状告到盱眙县法院，索要赔偿。三方从亲友变成对簿公堂的原告与被告，村里人也议论纷纷。
案件分到马坝法庭，承办该案的法官敏锐意识到，这起案件虽标的额不大，却暗含着情感与法理的深层博弈。若简单判决，虽能断是非，却断不了积怨，更可能割裂一段本可修复的乡邻关系。为此，法官主动启动“法院+人大”联动解纷机制，对接刚刚成立的“玲距离”代表调解工作室，邀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省人大代表、芦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徐玲参与联合调解。
对徐玲而言，这是工作室成立以来接手的首起案件，也是她第一次与法院联合开展调解工作。程序如何走、节奏怎么控、法与情如何拿捏分寸……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但她并不慌张，多年扎根基层、走村串户的履职经历，早已让她练就了一身“坐得住冷板凳、听得进牢骚话、解得开心里结”的功夫。群众的脾性、乡间的规矩、沟通的分寸，她烂熟于心。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要以“人大代表+调解员”的双重身份，与法官肩并肩走进矛盾中心。她暗暗给自己鼓劲：“既然是第一案，就必须把路走正、把事办稳。”
接案后，她第一时间调阅卷宗，并主动与承办法官一同走访现场，在田间地头丈量地界，在村口巷尾倾听乡音。她很快厘清：这起纠纷的“结”不在树，而在人心。老张委屈于善意被牵连，老王困顿于过失无力偿，老陈愤懑于母亲心血付之东流。三方各怀怨怼，面对面只会火上浇油。
于是，徐玲与法官商议，采用“背靠背”的调解策略，分头疏导。法官负责法律边界的硬核释明：侵权责任如何划分、诉讼风险几何、赔偿标准怎么计算，让三方对“法律会怎么判”心中有数；而徐玲则承担“情理沟通”的柔性角色，用乡音土语把道理说到心坎里。
在老王面前，徐玲没有回避问题的严重性，措辞严正地告知他误砍他人树木的法律后果，却也在他低头沉默时，轻声补了一句：“我知道你不是成心的，日子难，大家都看得见，但错了就得认，认了才能往前走。”老王叹了一口气，点了头。面对老陈，徐玲没有急着谈赔偿金额，而是耐心帮他算细账，讲明诉讼周期、举证成本、邻里关系修复的代价，同时坦诚地告诉他，老王家确实拮据，赔偿若过高，不但执行困难，更会断了日后和解的路。至于老张，徐玲则用了很长时间听他倾诉，陪他梳理心结，既肯定善举的可贵，也善意提醒：“帮人之前，先把边界划清，这才是对大家最好的保护。”
三场谈话，从午后一直持续到暮色四合。徐玲嗓音沙哑，手里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各方的诉求与让步空间。她没有机械地“传话”，而是不断在三方之间穿针引线，将每一方的底线与难处反复揉搓、对位磨合。
最终，在法官与人大代表的合力推动下，三方重新坐回同一张桌前。这一次，没有了拍桌瞪眼，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后的松口、叹息后的退让。老王主动提出：“我砸锅卖铁也会赔的。”老张也开口：“我出一份，算是我当初没交代清楚的责任。”老陈沉吟许久，终于松开了紧握的拳头：“我娘知道你们难，她也不愿意看到大家撕破脸。”
协议落笔——老张、老王共同赔付老陈3500元。数额不大，却是各自让步、彼此体谅的最大公约数。赔偿款当场给付，握手言和的那一刻，徐玲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
这起案件，让“玲距离”代表调解工作室一战立信。它用事实证明，人大代表参与调解，不是司法之外的“附加题”，而是基层治理中重要的“连接器”。群众说，徐代表来调解，不像“上面来的人”，倒像是自家亲戚在劝架。而徐玲自己则感慨：“法律有尺度，代表有温度，当两者同频共振，再难解的结也有松动的可能。”
如今，“玲距离”代表调解工作室已进入实质化运行。这间小小的调解室，不以案小而不为，不以事烦而避之，正用一次次贴身的倾听、一场场精准的斡旋，把“履职为民”四个字写进寻常百姓的日子里，也将法与情的“零距离”嵌入乡村振兴的温暖底色。
■通讯员 蔡雨生 笪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