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周恩来为学雷锋亲笔手书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争。”书写工整，笔力遒劲，内容全面概括，几乎与毛泽东当时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一样，为人们熟知，且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周恩来在非公开场合，对身边工作人员就如何向雷锋学习所阐明的观点则鲜为人知。他说：“你们年轻人要向雷锋学习，我同样要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
周恩来的公开题词，系统阐释了雷锋精神的核心要义，而即兴的漫谈则道出了学雷锋的本质要求。周恩来对学雷锋的独特“理解”，平实而简明扼要，浅显而意味深长，对我们正确认识学雷锋意义，端正学雷锋的方向和路径，持之以恒、扎实有效地开展学雷锋活动，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雷锋在日记中曾经写道：“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的这句经典话语脍炙人口，曾经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的成长。它不仅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雷锋精神的精髓要义，同时也对周恩来具有个性化的“理解”给予了生动诠释。
每年的3月是学雷锋月，让我们透过周恩来对学雷锋的“理解”，看他是怎样“加倍地工作”的。
夙兴夜寐，宵衣旰食。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肩负治国理政重任，在政治、经济、文化、统战、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开展工作，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日夜操劳，日理万机。他的老战友、得力助手邓小平评价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1955年4月，周恩来手术不久身体尚未恢复，就冒险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为了平息“争吵”、求同存异，他放弃休息时间，废寝忘食，会内、会外紧张工作，每天睡眠时间不足三小时，不遗余力把亚非国家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之下。周恩来日常超负荷工作，在他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中有详细记载。1974年3月26日这一页有这样的记录：“下午3时：起床；下午4时：与尼雷尔会谈；晚7时：陪餐；晚10时：政治局会议；晨2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晨7时：在七号办公；中午12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下午2时：休息；整整连续工作了23小时。”在极度紧张、疲惫的情况下，他时常用热毛巾烫一烫脸、用清凉油擦一擦额头，让自己清醒一些，甚至偶尔还破例抽烟提神。著名华侨陈嘉庚看到周恩来的工作状况，称他为“钢人”。
不畏艰难，勇挑重担。在那个特殊年代，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所面对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所面对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危机重重，各种考验和挑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周恩来总是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义无反顾地冲在一线，排除万难，勇挑重担。1949年12月，毛泽东带着“建立和平”的愿望出访苏联，在中苏条约会谈僵局被打破后，周恩来随即应召赴苏，具体负责《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谈判、签订工作，并不负众望顺利完成了光荣使命。1972年11月，周恩来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两件是大事，也是难事。他知难而进，担起了责任。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治理了淮河、永定河等，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和官厅水库。20世纪50年代后期，领导研究长江流域规划、三峡坝址和三门峡、密云水库等重点水利设施的决策。20世纪60年代，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海河治理等重大决策。20世纪70年代，为葛洲坝工程建设给予全方位支持，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顺利建成。为了推进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的发展，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在此期间，他主持召开60多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对“两弹一星”的研制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黄河泛滥、“跃进”号沉没、邢台地震等重大灾害发生后，他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科学研判，果断处置，把损失和不良影响降到最低，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最大限度得到保障。
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周恩来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立足长远谋划国家的发展战略，从国情实际出发，精心制订并稳妥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科学发展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努力在探索中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1975年1月，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内政外交的许多方面，周恩来以超人的智慧，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具有独创性、引领性的战略方针，打破了困局，增强了和平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蒸蒸日上开创了新局面。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提出了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指导思想；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实现祖国统一上，总结提炼出“一纲四目”的基本框架；在应对经济困难上，积极推行以调整为重点的“八字”方针。1956年下半年，为了解决中缅勘界问题，周恩来不辞辛苦，怀着极大的耐心，亲自查阅从清朝到民国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种历史资料，认真研究、探讨中缅边界涉及的诸多复杂问题，最终形成了同时解决南北两段问题、中缅双方都能接受的成熟方案，为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睦邻友好开创良好的先例。毛泽东很有感触地说，为此“周总理读了几本书”。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城市人民不断粮，周恩来时常要为分配、调运、储存粮食而工作到凌晨。他亲自计算粮食库存和调进、调出的数量，亲自给省市负责人打电话，不得到妥善处理就不休息。李先念曾慨言：“我们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是个榜样。”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周恩来1972年5月查出癌症，两年后病情加重，不得已住进了北京305医院，开始了与病魔作斗争的生命最后历程。然而，他住院之后，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而是大量审阅文件、频繁找人谈话、连续会见外宾以及外出参加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公务活动和往常一样繁忙，只是办公的地点转移了、工作的情形变化了、工作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住院587天，手术治疗13次，会见外宾65批次，开会40次，约人谈话254人次，总体的工作负荷远超过一个健康人的正常工作量。1974年9月30日，他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并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筹备四届人大会议的紧要关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完成历史使命”，他不顾病情恶化的危险，远赴长沙。毛泽东和他促膝长谈，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1975年6月9日，是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日子。周恩来拖着只剩下30.5公斤的重病之躯，前往八宝山参加老战友的骨灰安放仪式，在贺龙遗像旁深深地鞠了七个躬，并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弥留之际，他还惦记祖国的统一大业，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嘱咐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周恩来用一生践行了“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铮铮誓言。
■特约撰稿 张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