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和青年时期的郑仲英
郑仲英的演出剧照
2015年6月，郑仲英在上海接受联合采访团专访
郑仲英为“重走新旅抗战路”新闻采访活动题词
郑仲英(左二)参加群众文艺活动
“我在‘新旅’的时候不长，可‘新旅’这个大家庭对我的教育，令我受益终生。”6月20日上午，83岁的“新旅”老团员郑仲英在上海回忆其“新旅”往事，依然充满感动与感恩。
郑仲英，1932年3月生于上海，国家一级演员。1945年6月，13岁的她投身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7年调至新安旅行团从事文艺工作;1952年回上海，任上海歌剧院演员，上海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会员;1983年任上海木偶剧团团长;1984年底任上海歌剧院辅导中心负责人;1987年兼任上海歌剧知音协会常务副会长。她还曾在《白毛女》、《刘三姐》、《红霞》、《江姐》、《二个女红军》、《夺印》等歌剧中担任主角。
●从小就遭受战争的磨难
“战争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就来了。”母亲怀着她8个月的时候，正赶上1932年日本制造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日军野蛮地轰炸上海，图书馆、商场、公路、平民区……无不成为他们的目标。
郑仲英一家不得不连夜从闸北区逃难到租界里的大伯家。“小时候在伯父家还很好，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伯父喜欢西方的生活方式，家里夏天会自己做冰淇淋，吃牛奶面包，这样的状态持续到我5岁。”
“八一三”淞沪会战，郑仲英跟着哥哥姐姐们，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义勇军进行曲》与许多老百姓一道为前方的战士们做寒衣。当时，她的表哥在铁路上工作，一次在抢运物资、疏散群众的时候，牺牲在了日本侵略者飞机的轰炸下。“他那天休假回家，家里气氛很紧张，长辈们不让他再去铁路上。但是他坚持要去，就再也没回来……”郑仲英说。表哥的牺牲令郑仲英悲痛不已，却也激起她对日寇的仇恨和斗争的勇气。
●身揣鸡毛信奔赴根据地
郑仲英回忆说，1945年，在郑家妈妈曾英女士的请求下，已成为新四军的二哥郑仲芳的朋友，带着曾妈妈和她以及两个妹妹一起到根据地去。在临行前，作为地下党的二哥背着妈妈交给了年仅13岁的小仲英一项重要的任务，将一份《全上海各仓库建筑结构图》交给新四军的领导，为即将进行的巷战做准备。
一路上，郑仲英紧紧抱着包裹，忍着累和饿，还要时刻躲避火车上的搜查。其中最令郑仲英胆战心惊的一幕，莫过于在瓜州小火轮上的遭遇。郑仲英说，当时他们刚上小火轮坐在船尾，五六个日本宪兵和汪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便上了船，开始搜查行人的包裹。是时，汪伪兵一步步向她走来，“我两眼紧紧盯着地面，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哥哥的朋友向伪军迎了上去，迅速从口袋拿出一叠钞票递给了他们，伪军得了好处，假惺惺地翻了一下衣服就算检查过关了”。躲过伪军的检查，日本宪兵又过来了，郑仲英慌忙把包裹压在妈妈的包裹下面，摆在她与妹妹们的中间，宪兵过来打量了半天，才转身离开了轮船，“我当时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万一那份文件给查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通过瓜州来到了根据地，郑仲英随后也参加了新四军。
●在“新旅”感受到家的温暖
1947年6月，15岁的郑仲英从淮南公学调至“新旅”，刚到“新旅”的她很快就融入进了“新旅”这个大家庭。“刚入团不久，我就长了一头虱子、一身疥疮，那份难受和难堪自不必说。几位大姐姐忍着自身的痛痒来给我捉虱子、治疥疮，还帮我背包、洗衣服。大哥哥们看我比较瘦弱，在下地劳动的时候总是把最轻的活让给我做，还拿出他们的津贴买猪油让我用馒头蘸着吃，给我补充营养。”
“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行军和演出，开始还能在白天行军，随着国民党的飞机每天来回穿梭，地上稍有动静就会被狂轰乱炸。夜间行军，很多同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还会滚到路边的沟里，大同志们会将自己的绑腿系在我们小同志的身上，拉着我们走，从来不会叫一声苦。”郑仲英回忆道。
“我们‘新旅’和群众也都是心贴着心，像一家人一样。”郑老回忆说，济南解放时，她们为群众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轰动了济南。当时的嗓子都唱哑了，那里的群众对“新旅”的同志很欢迎，门口卖青萝卜的商贩，知道她们是“新旅”的人，说什么都不肯收她们的钱，一定要送给“新旅”的同志吃，还说“你们要多吃点，一会给大伙好好唱”。演出结束了，群众们纷纷跑上场来，兴奋地和他们握手、致谢。离开济南的时候，当地的群众都舍不得“新旅”走，“那样火爆的演出，演员、观众如此激动地融汇、交流在一起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退休后的郑老继续发挥着余热，她参加的艺术团在全国“夕阳红”比赛中得了金奖，还积极地深入同济大学等大、中、小学，向学生们讲述当年“新旅”的抗战故事。“居委会还请我参加社区文艺活动，虽然其中有很多辛苦，但是我深切地感觉到，收获比付出多得多。”郑老情真意切地说。
“在‘新旅’，我们始终贯彻着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从每位团员的行动中，你都可以看出他们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工作的热爱，对‘新旅’这个大家庭的热爱”，郑仲英说，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工作中，一直保持“新旅”传统，发扬“新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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