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陶影在济南。
1956年，陶影与郭沫若及《南冠草》编剧毕华琪合影留念。
陶影在重走“新旅”抗战路纪念簿上留言。
走对了路，嫁对了郎，生对了女儿，是我常说的幸福基因，和我的命运休戚相关。”6月20日上午，当83岁的“新旅”老团员陶影在上海回忆其“新旅”往事时，用“走对了路”描述她幸福人生的开始。
陶影说，“走对了路”有一半是命中注定的，“念初中时，得以结交高年级的地下党员，参加了他们的抗战活动，这个年龄段是命中注定的。”当时她正巧在被父亲一顿臭打后，去送到解放区的同学，顺势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了。“路走对了，但运才开始。”
陶影，1932年生于上海，1945年参加“新旅”。1952年调至南京市文化局筹建扬剧学员队，1956年担任上海市青年越剧团首任团长，最后从上海昆剧团支部书记任上离休。一生多与戏剧打交道的她认为，“参加‘新旅’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一生最大的幸运：成为“新旅”的一员
“很多朋友对我说过：‘你那么小就参加了革命，真有觉悟啊。’不是真觉悟，那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如果偶然中有必然，那就是我的叛逆性格。”陶影说，她的母校是上海绍兴中学，在抗战时期，该校地下党很活跃。抗战胜利前后，他们通过读书会、合唱团、演剧社等活动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区，“我也被地下党员所吸引，无形中还为他们做过工作，帮他们送传单。”
“虽然当时我对共产党有一些认识，但并没有想去参加，使我离开家的是我的叛逆精神。”陶影说，当时她看过许多小说，并越来越感到当时的家就是一个“猪圈”，总在想有一天也要像觉慧(巴金《家》中的进步青年，向往民主)那样冲出这个家。
机会终于有了。“当时高年级的张敦旭和夏信昭要到‘山那边’去，一帮好友要为他们送行。”陶影说，她的这一行为，惹恼了父亲，还遭了一顿打。“这一打，打出了我的勇气。”她下决心离开家，要跟张敦旭他们一起到“山那边”去。
“为了有一个新的开始，大家决定改名，张敦旭改名为张旭，庄礼章改名为庄烈，孟宪民改名为孟军，吕华山改名为吕兵，夏信昭改名为夏峰。峰、烈、军、兵，一片豪情，只有我把明贤改为影，是巴金小说中一个女孩的名字，我庆幸自己有了改名的权利。”陶影说，当时他们花钱买通了船夫，由宝应湖“偷渡”到宝应，后进入淮阴。“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之差，就可能铸成两个不同的世界。”陶影说，命运将她带入了解放区，并将她带进了新安旅行团，这才有了她幸福、愉快的一生。因此，加入“新旅”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一生最真挚的感恩：“是‘新旅’给了我许多”
“从1945年加入到1952年离开新旅，我参加过戏剧队，跳过舞、唱过歌，后来又见到了周总理，这些都应该感恩‘新旅’，是她给我创造了这么多好机会。”陶影说，1952年她离开“新旅”前，一直在乐队工作，学过作曲，当过指挥，也写过一些曲子。
“我对‘新旅’没什么特别贡献，可‘新旅’对我的教育，使我受用终生。”陶影说，“新旅”教育她要不断学习，求新、求真，要不断超越自我，敢于创新、敢于发展。“1945年参加‘新旅’时，我们只能跳跳《海军舞》、《儿童舞》，而后我们不断向民间艺术学习，向兄弟剧团学习，我们的节目不断丰富、扩大;大秧歌、大腰鼓虽然是学来的，却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我们的演出力量有限，却敢于克服种种困难，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轰动了济南;我们没有演过歌剧，却敢于排练大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打进了上海。”在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正是“新旅”这个大家庭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后来从“新旅”出来的许多人，都成了文艺队伍的尖子、骨干。
“我一辈子在许多单位工作，干了不少事，‘新旅’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一次选择。”陶影说，新时期，“新旅”精神尤可贵“新旅”精神中的勤奋学习，干一行爱一行的品质，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发扬。
●一生最激动的瞬间：与周总理对话
1952年，陶影离开“新旅”，调至南京市文化局，筹建扬剧学员队，后又调至南京越剧团，协助竺水招团长工作。1955年12月底，剧团开始北上，一路经淄博、济南、天津，进入北京演出。剧团在长安大戏院演出近两个月，剧目包括《柳毅传书》、《南冠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取得了极大成功。陶影回忆说，由于《南冠草》的原作者是郭沫若，剧团就请郭老来看戏，郭老带着全家一起来欣赏，表示很满意。第二天，郭老又来剧场看戏，还送了一个大花篮。
1956年3月4日，是陶影一生铭记于心的一天。陶影说，当天中国科学院在政协礼堂包了一场《南冠草》，郭老请来了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一同观看。散场后，郭老陪同周总理上台看望大家，剧团提出要与周总理合影，总理愉快地答应了。照相前，陶影招呼大家排好队，并安排总理夫妇、郭老夫妇坐在中间，自己站在第二排边上。没想到舞台太浅，站在最两边的几个人都没照进去。后来，那些没被照进去的人看见照片上没自己，当场就哭了。
到了4月11日，剧团移至吉祥戏院，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开演前几分钟，突然得知周总理要来看戏，剧场经理十分紧张，因为首长以前从不到这些闹市剧院看戏，而且剧场条件又差，当时又没了座位。后来是陶影协调并安排总理坐在七排中间位置，她陪坐在总理后面。
下半场时，总理对陶影说：“明天晚上请剧团到国务院小礼堂演《柳毅传书》，招待外宾。”4月12日，成了南京市越剧团在北京演出最紧张的一天，也是最幸福的一天。陶影说，当晚总理因为有事没能来，他的秘书康英则转达了总理对剧团主要成员的邀请。
演出后，秘书领着陶影等一行五人来到总理会客室，茶几上放着水果、点心。深夜12点，周总理来了。“我叫陶影……”陶影最后介绍了自己。总理见陶影很年轻，还戴了一条红绸围巾，就笑着说：“你是红领巾团长?以前是干什么的?”陶影回答说，解放前，她是新安旅行团的，在三野。“总理会意地‘哦’了一声，点点头，‘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当时大家都没见过这些水果，都不会吃。”陶影说，总理见桌上的水果、点心都没动，就拿起一盘洋桃请大家吃，并示范地剥了一个吃起来，大家也开心地学着吃了起来。深夜两点，秘书提醒总理明天有会，大家只得起身告辞。竺水招想起应该请总理签个名，就拿出了小本子。于是大家都递上了本子，陶影是最后一个，总理笑着对陶影说：“你也要一个呀。”并愉快地签下了“周恩来”三个字。送行时，陶影又是最后一个，总理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再见，陶影!”“当时，我的心头‘怦’地一跳，总理已经记得我的名字了。”……深夜回到剧场，大家兴奋得一夜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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