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9日，第30个教师节前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与师生座谈时，曾三次提到陶行知。他引用陶行知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明做好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引用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勉励师生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引用陶行知的“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要求老师应始终处于学习状态，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徽州歙县人，祖籍绍兴，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南京晓庄学院创始人。同时，他也是新安小学的创始人，“新旅”缔造者汪达之的恩师。重走“新旅”足迹，深挖“新旅”精神，陶行知理应是被追寻、被探访、被研究的重要对象。5月31日至6月1日，联合采访团在南京采访期间，无论是在南京陶行知纪念馆、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还是在安徽公学旧址，都能看到和感受到陶行知教育理念对“新旅”创立、发展的深远影响。
新安小学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在苏北创立的第一块“试验田”
南京陶行知纪念馆是全国同类纪念馆中最知名的，由陶行知纪念馆、陶行知墓、晓庄烈士纪念碑等主要建筑组成。5月31日下午，采访团抵达这里，只见大门南侧“行知园”三个大字遒劲有力，北侧大理石上镌刻着陶行知手书“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时间回拨到八九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穷乡僻壤，陶行知的到来，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在中国教育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南京陶行知纪念馆提供的资料显示，1910年，陶行知考入金陵大学，这一时期受明代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的影响，改名为“知行”;1914年，23岁的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同年，陶行知赴美留学深造;1917年，离美回国。
1926年，陶行知开始把重点转向乡村教育，探索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同年底，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下决心要“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7年3月，陶行知在劳山脚下创办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院)，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教学合一”为校训，带领师生亲手盖起茅草校舍，把大礼堂题名“犁宫”，并将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写下《自主歌》与师生共勉：“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按照“晓庄模式”，陶行知先后在江苏、浙江等地创立了许多“试验学校”，新安小学即是其在苏北创立的第一块“试验田”。
1930年4月，国民党查封晓庄学校，进步师生遭到逮捕、杀戮，陶行知被迫到海外避难。抗战胜利后，晓庄学校复校，后建立了陶行知纪念馆;1994年晓庄师范将纪念馆迁至由陶行知墓、晓庄英烈碑组成的“行知园”。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南京陶行知纪念馆已成为全国文物资料最全、藏品最多的陶行知纪念馆。2014年10月，经南京市政府批准，行知园进行扩建，将由原来的八百平方米扩建至四千平方米，将以崭新的面貌接待中外宾客，发挥其教育、文化和旅游价值。
“新旅”的组建、成长和壮大都倾注了陶行知的大量心血
“新旅”从淮安出发，奔走全国宣传抗日救亡，其创立、旅行修学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能找见陶行知的身影。
1929年，陶行知自筹经费，委派学生李友梅等到淮安创办新安小学，并亲任校长。这所学校是陶行知在苏北创办的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学校，第二任校长就是“新旅”缔造者汪达之。
1933年，新安小学7名学生组成了“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走向社会，到上海去旅行、学习。陶行知对孩子们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并亲自为孩子们制定了参观计划。在参观平民教养院时，陶行知还亲自把孩子们带去，并作了精彩的讲演。并在给汪达之的一封信中评价说：“你(汪达之)要估一估它的价值，这是新时代的无价之宝，姑且定它为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都为新安所得。”
1935年，“新旅”首批14名团员在汪达之带领下走向全国宣传抗日。在筹备过程中，陶行知不仅提出了具体意见，还利用母亲的人寿保险金500元为“新旅”购置了电影放映机等宣传工具。抵达南京后，因“新旅”不受当时的国民政府待见，所带的50元钱很快用完，生活、生存遇到了极大困难。陶行知、邹韬奋等伸出了援手，他们为“新旅”赊得刚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地图》等三种国难地图，优惠给“新旅”贩卖，又将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日进步书籍交给“新旅”贩卖，从而解决了“新旅”的经济问题。
1936年春天，田汉在南京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公演一批爱国进步的话剧，特邀“新旅”重返南京参加公演。“新旅”团员除协助演出外，还在《复活》、《械斗》、《回春之曲》等话剧中扮演角色。演出期间，田汉为“新旅”写了“新安旅行团团歌”，其中团歌的后半部分就是由陶行知作的词。此外，陶行知还帮助“新旅”灌制了《锄头舞歌》、《镰刀舞歌》等歌曲唱片，后带到美国宣传“新旅”、宣传抗日。
1938年，“新旅”来到武汉，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活动。陶行知又特意写信赞扬他们：“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当年10月10日，“新旅”在武汉一元路儿童保育院举行建团三周年纪念会，陶行知特地赶来参加了纪念会，并向孩子们赠诗一首，这首诗长四百言，共分四节，后被收入《陶行知文集》。
“行知教育”、“新旅”精神一直在路上
“‘新旅’是对‘行知精神’及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省教科院党委书记李洪天在接受联合采访团采访时如是说。
李洪天认为，在当时的国情下，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新旅小好汉”奔走22个省市区，踏遍5万里河山，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新旅”团员一边宣传抗日救亡，一边学习，同时将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发扬光大，同样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当前，重走“新旅”抗战路，既是对“行知精神”的再发扬，也是对“新旅”精神的再挖掘，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还认为，时下，我国正在深化改革，教育改革同样面临着诸多有待破解的难题，通过“重走”新旅抗战路，既是重新发现、发扬“行知教育”理念及精神的过程，也为“新旅”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其精神与实践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着诸多现实的指导意义。
“‘新旅’不仅在抗战史上，也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铁军认为，“新旅”旅行修学宣传抗日的壮举，既是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很好实践，也确实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现在看来，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当前对青少年的教育上，“新旅”精神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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