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友开和采访团交流 卜英宝 摄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5月30日下午，刘友开在镇江京江晚报的一间会议室，与采访团的记者们交换了名片，在他的名片上方印着陶行知的这句教育箴言。
刘友开，1979年毕业于淮安的一所师范中专学校，后被分配到新安小学任教。7年前，他成为了一名“新镇江人”，目前是一名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担任镇江市润州区教育培训中心研训处副主任、润州区教育学会副会长。除了教书育人，他还好于学术，是为数不多的汪达之研究者。
■“汪达之值得更多人去研究”
“汪达之是陶行知的得意高徒，现在研究陶行知、研究‘新旅’的人很多，但是研究汪达之的人却很少，甚至可以说是空白。”刘友开介绍说，新安小学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并亲自担任第一任校长的具有光荣革命教育传统的学校，第二任校长是由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民教育家的汪达之先生担任，“研究‘新旅’，汪达之就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1979年，刘友开毕业后分配进入新安小学，在这里他“认识”了陶行知和践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汪达之，也了解了新安旅行团一群小好汉的辉煌奋斗历程。
刘友开回忆说，当时的学校建有新安旅行团历史展览室，很简陋。“我看了展览后，却大为震惊，觉得陶行知、汪达之和‘新旅’都非常了不起，于是就将‘展览’中的图片说明抄了下来，并把相关的主要书报资料借出来看，加以研读”。
“毕竟，研究汪达之的人很少，值得去研究且容易出成果。”刘友开说，在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他先后两次出版了《汪达之教育文集》，第一版由当时93岁高龄、著名作家冰心题词，再版时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亲笔题词，“这本文集后来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后来，刘友开又在其出版的《我的教育诗汪达之颂》中多次以诗记事、以诗抒怀，写了多篇关于汪达之及其教育思想的诗篇。在《捧心奉献铸师魂》中，他这样写道：以陶为师矢志恒，爱满天下集大成。艰苦创业不拿薪，典衣缩食不吃荤。呕心沥血哺英才，四十三岁方结婚。扶贫济困援柬越，大公无私做真人。爱生如子树楷模，捧心奉献铸师魂。
诗篇大致讲述的是，汪达之系陶行知先生的学生，终身躬行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中，汪达之在新安小学和“新旅”时期，坚持艰苦创业，从不拿一分钱工资，并坚持不吃荤，曾用典当衣物来维系新安小学的生命。1935年起，汪达之率领“新旅”通过旅行修学的方式奔赴全国宣传抗日救国，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43岁时的汪达之才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讲述汪达之及“新旅”往事
因为研究汪达之及“新旅”，刘友开对他们常能如数家珍。他介绍说，新安小学成立于1929年，在当时完全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推行“小先生”制，即大人教小孩、会的教不会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达之毅然将新安小学当时仅有的七个基本学生组织成为“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按照学生们在校时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套方法，到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大上海宣传抗日。儿童旅行团在上海旅行了50天，依靠上街卖报纸、到各大中学演说等方式获取生活来源，期间参观了工厂、到棚户区了解工人们的生活情况，并专程去吴淞口一带凭吊了“一二八”战场，儿童旅行团这次大胆的实践，轰动了上海以及江苏省教育界和新闻界，其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许多城市以及南洋群岛和旧金山一带的华侨中。
“这次的成功，也给了汪达之一个新的启发。”刘友开介绍说，当时国难日益深重，汪达之认为应该组织一个更大的旅行团到东南、华中、华北各省去，一边学习一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于是，他反复奔波于淮安、上海之间，吸收基本学生，积极酝酿并筹组了“新旅”团体。
出发前，汪达之带着几位团务干事，一起到当时的淮安县政府向县长申请护照，并送给县长一本《我们的旅行记》，当面辞行。县长听明来意后，对发给护照一事表示为难，认为一群穷孩子既没有足够的旅费又要到全国去旅行，这简直是一种狂妄的想法，但是又慑于早前儿童旅行团的影响，最终同意向“新旅”签发了一纸淮安县政府的“护照”，“这张护照只能证明‘新旅’是淮安新安小学组织的学生团体，要到全国去，须由省政府向中央政府申请护照才行”。
1935年10月10日晨，“新旅”团员整好行装，每人身穿一件白色细布衬衣，一条蓝色石林布工装裤，脚蹬一双蒲草鞋，两人合捆一个行李卷，一个挎包一把雨伞，来到学校大礼堂集合宣誓。刘友开说，宣誓完毕后，“新旅”团员左义华打着一面蓝底、用白布缝着“江苏淮安新安旅行团”的三角小旗，走在前面，汪达之在队伍最后。在当地乡亲和师生的簇拥下，“新旅”登上了开往镇江的“达通号”小轮船，他们在船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新旅”奔向全国宣传抗日的征程开始了。
■关于“新旅”在镇江的新发现
在促成“新旅”的过程中，镇江人王洞若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采访团在镇江采访刘友开时的“新发现”。王洞若(1909-1960)，江苏省丹徒人，早年考入南京晓庄乡村师范，毕业后留校工作，协助陶行知致力于“晨更工学团”的工作，1933年秋加入共产党，积极开展知识分子工作，于1960年在上海逝世。
刘友开说，汪达之关于对“新旅”的设想和努力，陶行知是全力支持的，并在“生活教育社”中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当时“生活教育社”的主要负责人如丁华、王洞若等同志，既是陶行知的学生或密友，也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共党支部的主要成员，两人都当过这个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对于汪达之的设想，“左翼联盟”党支部多数同志既赞成又担心。担心的是，在当时的国统区，“新旅”要到各地去宣传抗日，政治上不安全，经济上也没有固定来源，生存会有困难。丁华、王洞若则给予了全力支持，他们认为，采取少年儿童教育团的名义，可以实践“生活教育”和宣传孙中山遗愿，孩子们目标小，安全问题不大，经济上可以向上海各大爱国厂商争取支持。于是，支持并组织“新旅”的计划终于确定下来。
“‘新旅’在镇江的四天时间里，办成了三件大事。”刘友开介绍说，除了换取时任省主席陈果夫、教育厅长周佛海的题字，以及与当时的省政府机关报《新江苏报》间的论争，“新旅”在镇江还广受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正是由于《新江苏报》的连续发文质疑，令‘新旅’在社会上很快建立了知名度，其抗日宣传主张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据刘友开考证，在镇江的几天时间里，教育界、工商界很是欢迎“新旅”的到来，许多单位还主动邀请“新旅”团员去参观访问，其中镇江“国货公司”的老板还向“新旅”的每位团员赠送了一双“力士鞋”和胶鞋，使“新旅”在去南京之前脱下了草鞋、穿上了“力士鞋”，“这在当时就算是很大的支持了”。
穿上“力士鞋”的新旅团员，在结束镇江四天的行程后，下一站将赶往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周熔熔 顾学让 卜英宝 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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