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下午，在北京建国门外灵通观的家中，新安旅行团首批14名团员中唯一健在的曹维东老先生接受了“重走‘新旅’抗战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行动采访团专访。这位94岁的老人思维清晰，饱含深情地讲述新旅往事，以及新旅对他一生的影响和新旅精神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一生命运几分钟改变
曹维东是淮阴区五里庄人，生于1922年，家境贫苦，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与母亲相依为命。10岁那年，家里实在维持不下去，母亲就带着曹维东到淮阴县城投靠伯父谋生路。伯父把曹母安排到一家教堂做保姆，准备把曹维东送到一家裁缝店当学徒。裁缝店老板提出，当学徒可以，但是要摆两桌酒。可是曹家实在拿不出摆两桌酒的钱，实在愁坏了。
说来也巧，新安小学校董曹天任正好来串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提出送曹维东到新安小学上学。“他说贫苦家的孩子到那里上学不要钱。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母亲立即答应了。曹天任喊了一辆黄包车，他坐在上面，我坐在下面的板子上，就这样一路从淮阴县城到了淮安县城莲花街上的新安小学。”
与恩师汪达之的第一次见面，让曹维东终身难忘。当时汪达之正领着一批学生在河里割蒲草。曹天任喊道：“汪先生，我给你带来个学生。”“好好!”汪达之向他们走来，裤脚挽得老高，带着曹维东来到新安小学，把他交给了一个学生进行安排。就这样，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只带着一件破衣服的曹维东成了新安小学的一名学生。
“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回忆起往事，曹维东深有感触地说。
一路风尘勇闯天下
曹维东说，据他了解，汪达之之所以组建新安旅行团，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我们这些新安小学的学生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还能有口饭吃，离开学校后怎么办?汪先生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找来当地的泥瓦匠教我们砌墙，办粉笔厂，在院子里支起大铁丝笼子养鸟，都不太成功。与其没饭吃，还不如出去闯闯。”曹维东介绍说，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重，宣传抗日救国刻不容缓。
决定组建新安旅行团时，并没有明确具体路线。“当时只定了去镇江、南京、上海、杭州四个地方，至于下面怎么走，谁都不知道。”曹维东解释道，去镇江是因为当时镇江是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希望得到省政府和教育厅的支持，拿到通行证，取得合法地位;去南京则是寻求教育部的认可，到上海则是因为陶行知在那儿。
第一站到镇江后，新旅并没有见到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和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但给他们题了词。“虽然我们没有拿到通行证，但他们给我们题词，就说明他们没有反对，题词也就成了我们的通行证。”曹维东说，虽然他们题词或许是敷衍，但却帮了新旅的大忙。此后，每到一地，新旅就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请其题词，“他们一看上面有这么多高官名人题词，也就跟着题。我们就拿着这些题词，找当地报社，举行新闻发布会。”
到了南京，新旅拜访南京市长马超俊，被他骂了一顿，新旅团员据理力争。“报纸把这件事报道出来，大家都认为我们是对的，马超俊反而把我们骂出名了，大家都知道了有新安旅行团这样一个团体。”
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位姓马的科长，是淮安人。听说家乡来了新安旅行团，特别高兴，认为新安旅行团给淮安人争了光，就带着曹维东他们参观广播电台，并给其他单位写介绍信，让新旅团员去参观。“他还为我们提供了宣传影片。在选片的时候，我们就定了一个规矩，凡是反共的片子都不要。”曹维东说。
一部新旅专属影片
到了上海之后，著名导演蔡楚生邀请新旅成员观看其拍摄的电影《迷途的羔羊》。
看完之后，汪达之提出，希望蔡楚生能给新旅提供一部适合播放的影片。蔡楚生很重视这件事情，根据新旅的相关情况，创作了电影《小五义》。“《小五义》讲的是一个糊涂老头养了五个儿子，却被东边一个邻居坏老头欺负，最后五兄弟齐心协力将坏老头打下水的故事。蔡楚生告诉我们，影片中的五个孩子代表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糊涂老头是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东边邻居坏老头是小东洋，日本人。”
曹维东说，蔡楚生亲自到他们的驻地嘉善去挑演员。“当时我们正在玩，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我被叫到一个屋子里，蔡楚生说，‘我说一句话，你能不能跟着说一遍?’我说能。‘你这个狗!’‘你这个狗!’‘呸!’‘呸!’后来才知道这是《小五义》里的台词。”第二天，曹维东便被通知到上海拍电影。在正式拍摄过程中，由于是有声电影，曹维东一口的江北话，很多人听不懂，就被调成了第二主演，但仍演五个孩子中的老大。此后，另外两名新旅团员也加入进来。蔡楚生把这部电影送给了新旅，考虑到新旅的放映机是无声的，又特意在影片上加了字幕。《小五义》这部影片在新旅的行程中被多次播放，引起了强烈反响。
曹维东回忆说，《小五义》的拍摄任务完成后，1936年，绥远战争爆发。应上海电影界和文化教育界救国会的邀请，自己和另外2名团员被选为儿童代表参加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赴归绥百灵庙慰问。
1937年2月，以新旅团员为主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抵达北京，同先期抵绥、返平的曹维东等人会合，在大中院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从那时起，“新旅”的命运就和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听从范长江的建议，在傅作义的帮助下到宁夏开展工作，后因形势需要，又转到西北战区开展宣传。西北战区工作结束后，八路军又将“新旅”介绍到武汉开展工作……
一辈子为“新旅”自豪
“我这一辈子所做出的成绩，一半来自自己的努力，一半来自‘新旅’的光环。”回首往事，曹维东感慨不已，“‘新旅’在为人、做事等各个方面磨砺了我，培养了我，让我不论身处哪个岗位，都能做的很好。同时，‘新旅’团员的光环，也总能让我在一些场合受到瞩目，获得尊重。”
抗战胜利后，曹维东到了东北，中共中央东北局抽调他去沈阳橡胶一厂担任厂长。有一年，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回国，途经沈阳时，到橡胶一厂视察，由曹维东陪同讲解。视察中，毛泽东问了他几个技术问题，曹维东一一作答。视察结束后，周恩来问他：“你是学什么出身的?”曹维东告诉周恩来：“我是从新安旅行团出来的。”周恩来听了很惊讶，连忙说：“主席，主席，这个厂长是‘新旅’的。”毛泽东看着曹维东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连连点头，说：“好，好。”
“这件事，我一生难忘。”曹维东认为，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都和汪达之以及“新旅”的培养教育紧密相连。
如今，首批“新旅”团员中，只剩下曹维东一个人，每每念及此，他都很伤感。他希望“新旅”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大家都做一个正直、公平、有文化、自力更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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