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山阳医派”历史悠久，素以淮城、河下、河北三地为最，名重于清中期至民国年间。下关地域虽小，地处漕运、盐运的枢纽以及往来交通的要道，为淮安城东北密集的人口聚居中心、繁华的商业贸易中心、重要的军事防卫中心。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历史上下关也是中医重镇，医家辈出之地，名中医江杏农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江杏农，1882年出生于山阳县下关镇（现淮安区下关大街88号），自幼聪敏，相貌奇伟，初入塾学，即能过目成诵。乡塾毕业后，巧遇“山阳医派”之淮城刘氏医家名医刘小泉，刘氏见其天资聪颖，便纳入门下习医，成为“大方脉家”应金台的师弟。刘氏医家原住淮城上坂街水洞巷，系从清乾隆年间延续至民国历时二百余年的医学世家，刘小泉的父亲刘紫楼因治愈漕运总督管某儿子的天花而名声大噪，刘小泉本人也以擅长小儿科而享誉两淮大地。投入刘氏门下后，江杏农全心投入，忘我学习。白天跟随师傅或坐堂诊疾，或出巡诊察；晚上或手不释卷攻读，或请教疑难问题……五年后，江杏农艺成满师，在位于下关大街的家中开设药室，挂牌行医。后又与韩玉甫（御医韩达哉次子、应金台弟子，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两淮中医界）合作经营，使得下关中医药勃兴，云集了徐济平、叶耀南、叶少仙、黄百魁等著名中医以及黄太和、方同太等多家中药店。
江杏农在下关行医期间，淮城居民曾遇到两种典型病症：一是中老年人的失眠，二是小儿的积食。这两种病给一老一小带来了不少痛苦，尤其是小儿积食，时间久了影响儿童的发育，且得了积食的小孩由于抵抗力下降，稍微受点冷又会感冒发热，许多家长对此束手无策，万分无奈。鉴于此，江杏农精心研究，自配药方，免费赠送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个小药方，既能治中老年人的失眠，又能治疗小儿的积食，真是一举两得。加上此方药系自配免费奉送（多年来江老看病，自配药一概免费），疗效颇佳，患者作义务广告，互相传播，闻名求治、索药者纷至沓来。当看着憔悴的失眠者精神焕发，看着黄瘦的幼儿呈现苹果般脸蛋，江老则露出会心的微笑。为方便更多的患者，江杏农干脆把药方也传给了自己的门人，并训导门人弟子也加入义务治病的行列。
1918年，江杏农为了再攀医学高峰，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自己悬壶济世的夙愿，携二女儿（后成为名中医汪济良的夫人）前往上海行医，在上海市闽行区新闸路悬壸坐诊，专研小儿科与内科。1922年，江杏农年届四十，在上海中医界也已经是小有名气，但是他并不满足，主动进入上海中医馆悉心研习中医疗法。在此期间，他依然是每日天未亮就起床，研究疑难杂症至天亮，晚上也常常是焚膏继晷，不辍“夜耕”。江杏农一生救人无数，行善无数，素有“善人”之称。在上海，江杏农曾把自己行医所得与四处“化缘”筹集来的资金，于上海闽行区新闸路街北修建了一所养老院，收容无依无靠、无处可归的老人。他常居于院里，前来医病者甚众，行医所得都舍于院中，用以赡养老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战期间，上海有一位日本西医闻名来访，并带来一位病人就医。当时汪济良正在上海行医，有时住岳父处帮诊。日本医生通过汪济良的翻译（汪懂日语）问江老，现代医学从不掩饰西药的副作用，你中药究竟有无副作用？江杏农答曰，中药的副作用是因为一般医生配伍不准确所导致的，按照经方正确配伍是不会有副作用的；而西药不管多么高明的医生用都会有副作用……一番答询，一番理论，日本医生又请江杏农帮其对带来的病人把脉诊疗，之后与江杏农促膝长聊2小时，对中华医学和江杏农医术叹服不已。
1958年，江杏农卒于上海，后归葬于板闸。
在行医施诊的过程中，江杏农还重视培养中医人才，其中影响较大、成就较高的弟子有汪济良、蒋佩、江继农等。
汪济良（1908～2012），17岁拜江杏农为师，后又成为江杏农的乘龙快婿。先后在淮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行医。1946年7月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国医馆副馆长施今墨等创办《中医药研究月刊》。1947年3月开办《中华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向全国各地招收学员。1956年和江苏省名老中医章湘侯等创办了淮安县中医院和县人民医院中医科。汪济良为宣传中医、中药事业和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
江杏农门下最具天赋的徒弟当属河下名中医蒋佩（后又拜胡慎安门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风、偏瘫之类的疑难杂症是无法治愈的，而蒋佩却擅长运用独特的艾炙草药疗法治疗中风、偏瘫，使大多数病人都能恢复如初，这让诸多医家望尘莫及。
（作者：徐爱明 陈勇 孙权，来源：文史淮安）